位列今年划算专门的学问之首的去生产总量大幕已经正式拉开,工业化先前时代阶段。2016年春节前后,国务院接连发布了多个关于去产能的文件,位列今年经济工作之首的去产能大幕已经正式拉开。那么,政府为何如此重视去产能?去产能对我国经济有何影响?怎样做好去产能…

位列今年划算专门的学问之首的去生产总量大幕已经正式拉开,工业化先前时代阶段。当前理论和政策层面对产能过剩的测度、成因、机理及化解路径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分歧。从宏观视角,产能过剩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程度如何?产能过剩与当前经济下行孰为因、孰为果?去产能是供给侧的问题,还是需求侧的问题,抑或两者兼有?去产能是政府干预,还是市场主导,在此背景下如何建立和完善企业退出的政策体系?诸如此类的理论与政策研究都有待深入。化解产能过剩的核心问题是加快结构性改革,并把握好去产能进程中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要重点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五大任务。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把“去产能”作为年度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并放在首要位置,充分体现了当前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

位列今年划算专门的学问之首的去生产总量大幕已经正式拉开,工业化先前时代阶段。2016年春节前后,国务院接连发布了多个关于去产能的文件,位列今年经济工作之首的去产能大幕已经正式拉开。那么,政府为何如此重视去产能?去产能对我国经济有何影响?怎样做好去产能工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在近日召开的2016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上对这些疑问做出了解答。

当前产能过剩的主要特征

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和企稳转好的主要障碍

政府为何如此重视去产能?

位列今年划算专门的学问之首的去生产总量大幕已经正式拉开,工业化先前时代阶段。位列今年划算专门的学问之首的去生产总量大幕已经正式拉开,工业化先前时代阶段。近两年,尽管国务院及各部委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频繁出台,但过剩矛盾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主要风险之一。当前的产能过剩表现出如下特征。

位列今年划算专门的学问之首的去生产总量大幕已经正式拉开,工业化先前时代阶段。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和“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中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持续存在,特别是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在这种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如此强调“去产能”工作?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赵昌文认为,首先,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当前经济中“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经济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是经济提质增效和企稳转好的主要障碍。其中,主要产能过剩行业对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的贡献超过50%。从利润角度看,去年煤炭行业和钢铁行业的利润,同比都有很大幅度的下降。

位列今年划算专门的学问之首的去生产总量大幕已经正式拉开,工业化先前时代阶段。一是范围扩展。当前我国的产能过剩已经从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扩展到造船、汽车、机械等领域,甚至也蔓延到了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2015年,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60%,光伏电池的产能过剩达到95%。

一是当前部分行业的市场需求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峰值,去产能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当前产能过剩情况非常复杂,已经不是我国曾经经历过的简单的结构性过剩或者周期性过剩,而是结构性、周期性和绝对过剩交织在一起。李克强总理前不久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上也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的煤炭行业已经是严重的绝对过剩。其实,钢铁行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过去三年每年钢铁的国内消费量都有明显下降。当然,赵昌文认为,如果国际市场需求能够保持稳定甚至增长,也许情况会好一些。但问题是,2016年以及近期国际市场可预期的需求不可能有很大增长,反而近几年整个国际市场煤炭和钢铁的消费也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下降。此外,我国的钢铁较大规模的出口已经给对外贸易和经济带来了诸多新问题。

二是长期性。这轮产能过剩已从以往的相对过剩转变为绝对过剩,再依靠经济复苏后的快速增长来化解将面临很大困难。目前,我国人均产钢量达到600公斤,从国际经验来看已进入峰值区,在今后几年内将可能快速下降至人均500公斤。按此测算,十三五末期钢产量在7亿吨左右,考虑到正常80%的产能利用率,现有产能超过需求2亿吨左右。从煤炭行业来看,随着能源结构转型和污染排放标准的不断提高,煤炭需求量上涨空间有限。今后几年,如果目前已核准的新建、改扩建煤矿陆续投产,至十三五末期煤炭产能将超过需求10亿吨以上。

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主导产业。例如,工业化初期阶段,纺织服装、家电等轻工业是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工业化中期阶段,钢铁、建材、石化等重化工业是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会成为经济中的主导产业。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中期,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

最后,赵昌文认为,只有做好去产能工作,才能在宏观上摆脱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通货紧缩、效益低下的问题和增速下行的影响。

位列今年划算专门的学问之首的去生产总量大幕已经正式拉开,工业化先前时代阶段。三是规模不经济。从管理上看,看似简单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亟待转变,低成本工业化亟须转型等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的集中体现,结构分散、粗放发展顽疾仍存。以钢铁行业为例,排名前10的钢铁企业粗钢产量仅占全国的36.6%;30万吨以下产能的煤矿仍有7000余处,其中有4000余处存在排放、安全不达标的隐患,体现出产业集中度低、技术能力薄弱。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不少重化工产品的需求规模已经达到了峰值或进入峰值区间,产能过剩已不是周期性而呈现出严重的绝对过剩,不可能依靠扩大需求和下一轮经济周期得到自然化解。例如,根据中钢协统计,2013年我国粗钢表观消费量7.64亿吨,是近年来的峰值,2014年为7.38亿吨,下降3.37%,2015年为7.0亿吨,再次下降5.5%,世界钢铁协会的预测是,2016年中国粗钢消费量仍将呈下降趋势。从更长时间范围看,随着我国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及房地产、机械和汽车等行业增长放缓,对钢材的需求也不会再有明显的回升。从国际需求看,短期内走强的可能性也不大。2015年我国钢材出口1.12亿吨,虽然仍有进一步扩大的潜力,但已经是摩擦不断,贸易争端持续升级。其他很多重化工产品,如建材、石化等大都面临同样的需求态势。

去产能对我国经济有何影响?

位列今年划算专门的学问之首的去生产总量大幕已经正式拉开,工业化先前时代阶段。四是衍生风险大。从影响上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蕴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行业全面亏损的状况值得高度警惕。2015年前11个月,大中型钢铁企业利润水平由2014年的盈利186亿元转为亏损531亿元;国有煤炭企业整体由2014年盈利328亿元转为亏损238亿元,大中型煤炭企业亏损面达到90%。部分僵尸企业拆东墙补西墙,企业的运营风险在不断累积。在一定意义上,产能过剩就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泡沫,一旦泡沫破灭,会形成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是产能过剩是当前经济中“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

要正确理解去产能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赵昌文认为,首先要明白“去产能”与“化解产能过剩”的异同,从本质上看,“去产能”与“化解产能过剩”都是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但还是有些区别。

我国推进去产能进程中的关键问题

位列今年划算专门的学问之首的去生产总量大幕已经正式拉开,工业化先前时代阶段。位列今年划算专门的学问之首的去生产总量大幕已经正式拉开,工业化先前时代阶段。位列今年划算专门的学问之首的去生产总量大幕已经正式拉开,工业化先前时代阶段。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而产能过剩正是“四降一升”的重要原因。例如,产能严重过剩直接拉低了工业品价格。2015年工业品出厂价格累计同比下降5.2%,其中煤炭、钢铁、有色、非金属矿等行业PPI平均下降了10.4%,这些产能过剩行业的出厂价下跌贡献了PPI指数近一半的跌幅。产能过剩行业也是亏损最为严重的行业。例如,中国煤炭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90家大型煤炭企业的利润同比下降91%,整体行业的亏损面达到了95%。同样,钢铁企业也普遍亏损严重。按照中钢协统计,2015年会员钢企亏损总额645.34亿元,亏损面高达50.5%。从销售利润率看,2015年煤炭、黑色、有色分别是1.76%、0.81%和2.64%,远远低于5.76%的工业平均水平。

过去我国化解产能过剩强调综合施策,即:消化一批、淘汰一批、整合一批和转移一批,可以看作是从扩大需求和淘汰落后两方面共同努力。2016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在去产能方面,虽然也提到扩大需求、加大整合和产能合作,但侧重点是“去产能”,要把绝对的产能过剩问题降下来,而且去的不一定是落后产能。他认为,这主要是与发展阶段的变化及各方面的空间不大有关。

结构性产能过剩、体制性产能过剩的本质是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脱节。从需求来说,既要看到内需不足,也要看到需求外溢,许多中国人在国外大肆扫货就是例证。从供给来说,既存在低层次产品和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也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主要是高附加值产品和产业的供给不足。我国推进去产能进程面临着如下几个关键问题。

三是只有做好“去产能”工作,才能促进经济早日实现转型升级和企稳转好。

赵昌文强调,日本、OECD等国家也曾经面临过去产能的问题,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第一,如何认识和界定产能过剩。在理论层面,产能过剩就是处于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行业的企业生产设备的开工率(或利用率)低于平均成本达到最小时的情形。在实践层面,产能过剩一般被表述为实际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需求、超过了正常期望水平的状态。产能利用率是测度产能过剩程度最直接、最常用的指标,其是指企业或行业的实际产出占潜在生产能力(或者合意产出)的比重。一般认为总体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合意区间是79%82%。事实上,产能过剩应从影响和危害的角度加以判断,市场经济和充分竞争条件下产能过剩固然是常态,但如果造成了行业经营效益普遍大幅下降甚至亏损,企业大范围难于盈利、积累能力和技术进步受到严重影响,就出现了绝对意义上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与产业组织形态、全球竞争格局、技术革新等方面都有密切关联,必须动态地认识产能过剩问题,将长期性、绝对性、高风险性的过剩作为去产能的重点内容。

严重产能过剩直接导致企业恶性竞争,普遍陷入经营困境,甚至出现“优汰劣胜”,更遑论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不仅如此,尽管严重产能过剩往往只发生在少数行业,但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复杂传导和影响关系,一个行业的发展不仅影响其上下游的企业,还会通过商业信用、金融等传导机制影响更广泛的经济组织。因此,如果“去产能”的工作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整个宏观经济仍将继续陷入通货紧缩、效益低下和增速下行的趋势中。只有实实在在做好“去产能”工作,才能恢复行业正常的盈利水平和发展状态,进而消除潜在的金融风险,促进整体经济企稳回升。

对于去产能的范围,赵昌文认为,目前不少行业都存在普遍的产能过剩现象,例如,钢铁、煤炭、石化、建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汽车等。从国务院出台的化解过剩产能的意见中可以看出,钢铁和煤炭行业是“去产能”的重点。对于建材、有色、船舶等其他行业,主要依靠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来实现市场化“去产能”,目前并不是政府部门的着力重点。

第二,如何健全国有经济退出机制,破解国企产权结构固化、社会性负担重等问题。部分大型国有企业资本规模大、人员多,破产退出造成经济下滑、失业加剧、财政收入锐减,市场出清存在障碍。但是,这些僵尸企业对资源的长期占用,反而成为一些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掣肘。

因此,尽管“去产能”短期内会对一些企业带来很大影响,对地方经济带来不小冲击,对增长和就业带来一定压力,但我们再也不能抱有任何幻想,“长痛”不如“短痛”,“晚去”不如“早去”,“被动”不如“主动”,与其全行业被拖垮不如让少数企业倒闭,去产能工作必须坚定不移,真抓实干,取得实效。

了解了这些概念,再来看去产能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赵昌文认为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分析。

第三,如何把握好去产能进程中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毋庸置疑,去产能需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资产如何核销、债务如何处理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将导致地方去产能过程延迟,甚至出现反复。但是,当前产能过剩形成与恶化有诸多的非市场因素。一方面,供给与需求结构性脱节背后的体制性因素不解决,去产能可能仅是一阵风;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市场去产能又存在很大的风险,政府并不能无为而治。总的看,应以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着眼点,防止体制性因素导致新的产能过剩,通过产权改革、价格机制的完善引导市场出清,发挥市场主导作用。

做好“去产能”工作需要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相结合

短期冲击:一是收缩当前的增长速度;二是减少即期财政收入;三是企业的资产损失;四是员工下岗失业;五是银行不良资产。根据其研究测算和调研,去产能带来的员工下岗失业是可以承受的,通过企业内部消化、再培训就业和社保政策托底是能够实现平稳转型的。需要更多关注的是,去产能带来的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

第四,如何引导企业主动出清过剩产能。以往许多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进一步扭曲产能过剩问题,导致市场机制失灵。去产能政策必须适应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充分体现各个利益主体的互动、信息传递、预期,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全球市场看,长期产能过剩是客观存在的,在降低成本与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核心企业或寡头企业为利用快速增长的经济规模和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有时过度投资是迫不得已的,但在经济下行期由谁承受损失、谁关闭工厂的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国内调研发现,不少企业自身有压减产能的意愿,但又担心全国缺乏统一部署,其他企业不压减,造成谁先动谁被动的局面,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市场调节机制失灵。

经过多年的淘汰落后工作,我国不少领域的产能过剩而不落后,这种情况下如何“去产能”对全社会都是一个新的挑战。最近,国务院在关于钢铁和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市场倒逼和政府支持相结合的总体原则。

长期效应:一是有利于腾出市场空间,让行业内的高效率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二是有利于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三是有利于实现“战术上的歼灭战”和“战略上的持久战”的平衡。

结构性改革下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取向

1.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去产能”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做好去产能工作的五项任务

(一)明确僵尸企业退出标准

“去产能”工作首先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法治化和市场化原则。市场经济存在化解过剩产能的调节机制。当行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时,产品价格会相应降低,一方面会扩大需求,另一方面也会降低企业利润,导致部分企业出现亏损甚至破产,一些企业会自动停产或转产,从而减少产能实现供需平衡。近年来,我国许多产能过剩行业都曾经或正在出现市场化的供需再平衡过程。例如许多消费品行业、轻工行业,如冰箱、彩电、服装、食品等都是经历了若干轮市场化的“大浪淘沙”过程,并实现了行业的优胜劣汰和调整升级。近年来的光伏行业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行业。

赵昌文认为,首先,要发挥市场机制在“去产能”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务院发布的两个文件中都提到了同样一句话,去产能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解铃还须系铃人,企业自己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问题,应该由企业自己首先想办法解决好,不能由政府大包大揽。

中央需尽快统筹考虑制定统一的标准和政策措施,避免各省份出现各自为政、自由裁量,建议结合产能利用率、资产负债率、每股收益等指标确定退出标准。由行业主管部门在和行业协会的密切沟通基础上,摸清各地产能退出的情况,主要包括为化解产能过剩有多少设施或者企业需要退出、安置人员多少以及退出后的企业或者设施如何处理等。

但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需要政府着力完善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不完善的市场环境导致企业在多个方面的成本负担不同,形成了不公平竞争,也是当前过剩产能的重要原因。例如,由于各地环保执法力度不一,加上现行资源税和环境税收政策不完善,导致部分高能耗和高污染企业未承担其应有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在此情况下,市场竞争的结果有可能是不规范、不守法和低效率的企业打败好企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

其次,政府要在“去产能”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赵昌文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当然不是政府“无为而治”,相反,只有加强市场监管,着力完善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才能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各个地方的监管执法力度不一样,市场机制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甚至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和“监管套利”的情况。

(二)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作为重要抓手

所以,加强市场监管既是完善公平竞争环境的要求,也是促进依法依规退出产能的重要手段。通过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严格治理不安全生产,严格治理违法违规建设,让达不到标准的产能退出市场,是建立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做好“去产能”工作的首要任务。

“加强市场监管既是完善公平竞争环境的要求,也是促进依法依规退出产能的重要手段。通过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让达不到标准的产能退出市场。”赵昌文表示。

要根治钢铁、煤炭、电解铝等竞争性行业中因市场化改革滞后而出现的产能过剩,根本途径在于加快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步伐。应放弃扶大限小的产业政策模式,避免国有企业在政策的激励下过度投资。同时要加快以合资形式吸收民营资本,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同时保障国有资本利益。对于竞争性强并且政府难以控制进入的产能过剩行业,应选择恰当时机,尽快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2.政府要在“去产能”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还应该在于加强对产能退出的政策引导和支持。毫无疑问,企业应该承担投资失败和产能调整的主要成本,但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可以减少社会动荡,让调整过程更快,社会成本更低,综合效益更好。所以,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按规定统筹对地方化解过剩产能中的人员分流安置给予奖补。

(三)健全地方政府与企业去产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地方政府是消化过剩产能的主要组织者,必须充分激发地方政府的动力。第一,推动官员考核机制从GDP导向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环保等方面。第二,鼓励地方政府将过去用来补贴僵尸企业的资金节省出来,用来收购过剩设备报废、补贴下岗职工安置等,发挥中央专项奖补资金的支持和引导作用。第三,加大中央对特殊地区的公共投资力度,对冲去产能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锐减。

在“去产能”过程中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除了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外,对于钢铁、煤炭等少数产品同质化程度高、过剩程度严重和社会影响大的行业,也有必要采取一定的引导支持政策,促进严重产能过剩矛盾得到及时有效缓解。

第三,把“僵尸企业”退出作为主要抓手。“僵尸企业”占用大量资金、土地等宝贵资源,依靠政府补贴和银行输血维持生存,进行不公平竞争,“僵尸企业”不能退出,是产能过剩行业不能通过市场调节的重要原因。而这其中最难的是“僵尸企业”如何认定,仅仅依靠营业收入、利润等财务指标并不能完全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是“僵尸企业”。所以,比较有效的办法是政府要彻底厘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既不要让企业承担各种政策性任务,也不要继续通过财政补贴和协调金融机构帮助这些企业。如果这样,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就可以实现对“僵尸企业”的市场出清。

企业是去产能的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政府适当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贴。第一,融资支持。中央可设立专项政策性贷款,对于实施兼并重组并压减过剩产能的主体企业和开展产能国际合作的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向认定的主动退出的中小企业提供中转融资或设备贷款展期。第二,税收优惠。对主动处理过剩设备的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完善银行抵债资产税收政策。

一是加强对产能退出的政策引导和支持。“解铃还须系铃人”,产能退出必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企业应该为自己的投资决策行为负责。但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可以减少社会动荡,让调整过程更快,社会成本更低,综合效益更好。关于钢铁和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两个意见中提出的若干财政、金融政策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第四,在打破地方保护中寻求整体效益最大化。去产能过程中要坚持一个原则,“地方组织、中央支持”,即中央和地方都要负起责任。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机制推进地方化解产能?赵昌文认为,不外乎两种机制。一是激励机制,即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地方化解过剩产能;二是惩罚机制,即完不成任务就要严厉问责。至于“谁先退”和“谁后退”的问题,具体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在重点省份和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率先突破,为整体推进探索有益经验。二是落实责任,分工明确。企业承担化解过剩产能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负责制定落实方案并组织实施,中央给予资金奖补和政策支持。

(四)完善企业债务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机制

二是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做好职工安置问题。能否做好“去产能”工作,职工安置是核心。除了企业要通过结构调整和转型,内部消化部分人员外,政府要通过加大技能培训服务、增加公益性岗位等方式,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通过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便利社保接续等政策,促进跨区域转移就业;通过社会救助体系,促进托底保障。

第五,去产能要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步推进。很多产能过剩行业里,国企都占很大比重。一定意义上,去产能就是推进国企改革。为此,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借去产能的过程,把国企政策性负担问题抓紧解决。不少国有企业都承担了一定的政策性负担,如加快推进国有煤炭企业分离社会职能,尽快移交“三供一业”,解决政策性遗留问题,对于化解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至关重要。二是对于“去产能”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财政补助或者国有资产出售收益交给社保的途径,用于人员转岗安置和社会政策托底。三是国有企业的“去产能”和“僵尸企业”的退出一定要与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和运营、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同步进行。四是国有企业“去产能”过程中的不良资产处置要打破现在“产业国资”和“金融国资”的管理边界,充分发挥“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

一是成立专门的行业重组金融公司,集中处置不良资产,通过抵押品出售、资产管理外包、资产证券化、与私人资本合作等方式处理破产金融机构。二是地方政府建立企业金融债务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协调机制。三是鼓励银行通过贷款展期、贷款减免、降息、计息挂账等方式推进债务重组,适当降低拨备覆盖率。

三是以各种财政、金融政策的退出为手段处置“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占用大量资金、土地等宝贵资源,依靠政府补贴和银行输血维持生存,进行不公平竞争。当前形势下,政府在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和人员安置的基础上,要坚决停止对僵尸企业的各种财政、金融支持,促进这些产能退出市场。

(五)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

四是多管齐下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去产能”并不必然意味着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所以,“去产能”一定要与“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等战略相配合,通过促进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为中国工业的发展赢得新的空间。

一是支持各种社会资本参与企业并购重组。鼓励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创新产品和投资方式,参与企业并购重组;完善并购资金退出渠道,加快发展相关产权的二级交易市场;完善兼并重组有关土地政策。二是鼓励兼并重组与优化产业区域布局相结合。引导生产要素集聚,实现国内产能向优势核心企业和更具比较优势的地区集中。

当前“去产能”工作风险可控、效益可期

虽然近期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部分行业经营较为困难,但我国经济总体实力显着增长,经济基本面较好,具有做好“去产能”工作的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

一是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为“去产能”提供了重要支撑。

我国具有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诸多有利条件和内在基础,可以吸纳部分行业因“去产能”出现的调整冲击。我国劳动人民工作勤勉,经济发展的韧性强。大量基础设施和生活需求仍没有充分满足,经济增长的潜力足。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互补性高,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大。特别是近年来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新业态、新技术不断涌现,能够为部分制造业的调整提供足够的支持。

二是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为吸纳“去产能”的富余人员提供了较大空间。

近几年我国就业状况一直保持在较好的水平,“去产能”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现象。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就业总量不断攀升,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本实现了转移。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外,自2004年前后开始出现的东部地区招工难现象一直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15年的调查失业率是4.99%,与2013、2014年基本持平,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各方面信息表明,我国目前的总体就业形势仍然较好。虽然“去产能”势必会造成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工作岗位的调整,甚至有些企业出现一定数量的下岗和失业现象,但只要平稳有序地推进,经济完全有能力吸纳这些劳动力,就业的风险是可控的。

三是产能过剩行业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为“去产能”后实现更好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我国不少产能过剩行业生产技术、设备先进,产能过剩但不落后,综合竞争力较强。例如,我国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81%,其中大型煤矿为95%。钢铁工业不仅在规模上全球领先,而且在品种质量、装备水平、技术经济、节能环保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只要做好“去产能”工作,腾出必要的市场资源和空间,恢复合理的价格水平,这些行业仍然可以取得更好的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
赵昌文、许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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